15世纪以来，葡萄牙人为了香料的出航，让全球贸易驶入新的航道，地球上各个孤立的角落重新被连接起来，结束了几亿年的分散漂移。尽管海上贸易霸主的名号从葡萄牙人手里，一路击鼓传花般地越过两个日不落帝国、一个海上马车夫，跨入21世纪又交到山姆大叔的手里，在封闭与开放中辗转反侧，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迂回前行，其间的道理却始终如一：

保护是弱者的避风港，自由是强者的冲锋枪。

当一个国家的商品不具备竞争力的时候，它往往愿意关上国门，对外来商品施以重税，把虎视眈眈的外来竞争者关在门外；而当一个国家的商品具有竞争优势，这个国家则想敲开每一扇紧闭的国门，希望商品可以自由流动，抢占每一处市场。弱小的时候就寻求贸易保护，强大了就想自由。

历史的进程里，上述贸易霸主们或多或少都在某一领域分别充当过强者和弱者的角色，对贸易的态度也因之而变。

19世纪中期，英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业化国家，大力向世界推荐自己的工业品，在其他国家还沉浸于重商主义之时提出新的贸易主张——自由贸易，取消了本国的贸易保护，和欧洲各主要国家订立了互惠关税协定，大规模降低了原料和工业品的进口税率，到了1875年，英国对制造品平均进口关税率下调为零。可当20世纪30年代德国和美国通过贸易保护发展起和英国相媲美的工业制造时，英国最终放弃自由贸易的主张，在1931年将英镑贬值30%，还重新在1932年启动《进口关税法》对进口产品课税。

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交替前行，都有其深厚根基和用武之地。

贸易保护的手段有关税、配额、反倾销、反补贴、货币贬值以及特殊保障等等。美国一直是贸易保护的老手，在钢铁领域的贸易保护历史持续了一百多年。19世纪下半叶，为了发展国内钢铁产业，美国对英国的钢铁关税从未低于50%，为美国本土钢铁企业提供了专注提高生产和降低成本的环境，到了20世纪初，终于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钢铁强国，随即将关税逐渐放宽。

这也是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先后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中所阐释的：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工业在发展生产力上作用巨大，因此一个国家在工业发展初期，为了保护国内工业发展、避免国外竞争的猛烈冲击应实行贸易保护制度。不过李斯特也对贸易保护的时效作出规定，当一个国家解决了落后问题应当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然而当20世纪60年代美国吨钢生产成本全面落后于日本后，美国钢厂与钢铁工人联盟（USW）形成统一战线对政府施压。随后1969年美国与欧盟、日本协商达成为期五年的贸易限制合约（VRAs）,1400万吨钢材进口总量，制定高额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税率等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随着美国钢铁内需下降，2002年布什政府实施钢铁201保障措施调查案的最终救济方案，对部分国家的12种进口钢铁制品实施平均30%的临时关税。

然而这些贸易保护措施，短期内对生产有明显改善和提振作用，长期看来效力却逐渐减弱。首先，钢铁作为上下游产业链中的一环，一旦钢铁企业的利润上去了，下游的成本也就上去了，市场会重新对钢铁价格作出需求调整，又引发一轮钢铁需求下降；其次，贸易战是你来我往的，你对我反倾销我也对你反倾销，有可能最后两败俱伤。

而在另一边，自由贸易不仅有单个国家的利益驱动，全球性的贸易框架以及各类多边、双边贸易协定也有推动作用。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其中一个。WTO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贸易协商组织，有一个目的是高于一切的，就是只要没有副作用，就应让贸易尽可能地自由流动，削减贸易壁垒。

中国在WTO的帮助下融入世界市场，提高了贸易开放程度，在全球货物贸易的占比从1980年的0.92%增长至2015年的11.9%，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同时也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例如降低农产品关税，进而把85%的大豆市场交给国际进口。

除了全球性的WTO之外，全球还有284个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中包含各类自由贸易协定（FTA）、关税同盟（CU）、经济一体化协定（EIA）和优惠贸易协定（PSA）等，使得大量区域内关税降至为零。

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也使得全球商品产业链不断深化，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贸易保护政策难以为继。

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二重唱行至今天，构成了一个互相依存又共利共生的全球贸易格局，而朝着全球化一路狂奔的道路，却依然笼罩在贸易保护抬头的阴影之下。

2015年，全球三大贸易国依次为中国、美国、德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11.9%、11.5%、7.2%，分别代表北美、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也各自成为24、21、2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这些势均力敌的全球贸易巨头之间的贸易摩擦却从未停息，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15次向WTO起诉中国；从高额反倾销税到“大杀器”美国337调查，再到罢工抗议、政策收紧，美国和欧盟对中国钢铁企业频频发起攻势；“替代国”算法于12月11日到期，美国、欧盟却仍然不愿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美国对中国冷轧产品反倾销税率高达522%。

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变得日益严重，美国由于从2008年到2016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被报告列为限制自由贸易的头号国家。报告还称，2015年全球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数量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0%，2015年的贸易限制措施数量是自由贸易措施的3倍。

在多边贸易协定领域，15年的多哈回合谈判已然停摆，特朗普在TPP上放鸽子，WTO框架下的《环境产品协定》（EGA）最终未在年内能实现，APEC的亚太自贸区（FTAAP）战略至少要等到下个10年才会有实质性进展。双边贸易协定领域，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也看似遥遥无期。中国主导的RCEP还让各方有所期待，但其开放程度也受到印度等国的制约。

美国侯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前曾恐吓要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还任命“疑华派”教授纳瓦罗领衔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根据CNN报道，特朗普的过渡团队正考虑对美国从海外经济体进口的商品征收5%的一致性关税。

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这一切的根源，或许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仅限于少数人的冷峻现实和自由贸易高效却不公平的原罪。麦肯锡2016年7月发布报告《比父母还穷？一个收入不平等的新观点》揭示收入不平等现象，报告称从2005年到2014年，在25个发达经济体内，三分之二家庭的真实收入持平或下降。

从脱欧到特朗普上台，人们的瞠目结舌中，反全球化的思潮已经悄然蔓延。这是全球化前路上的一池泥淖，还是风雨欲来的前兆呢？